4月27日，西门子公司承认“贿赂门”涉及金额可能超过此前公布的4.2亿欧元，这个数字也已是翻了数倍。此前一天，公司CEO柯菲德(Klaus Kleinfeld)宣布将在9月底离职，董事会无法就他留任达成共识，“公司需要一个完全清白的领导层”。董事长，前CEO冯必乐(Heinrich von Pierer)也在上周请辞。

2006年11月，慕尼黑检察官搜查公司并拘留6名职员，指控贿取海外电信合同。2007年3月27日，战略主管，据传曾被立为“储君”的约翰内斯·费尔德梅尔(Johannes Feldmayer)涉嫌向工会行贿被捕，成为公司历史上在任内被捕的最高级官员。美国证监会，意大利、希腊等国政府有关机构纷纷展开调查。

贿赂的个案可以归结为道德的缺陷，但如此大规模的丑闻，肯定是体制哪里出了问题。

德国＜明镜＞周刊指出，在1999年以前，德国法律对本国企业支付外国政要“咨询费”或“佣金”，不但不惩罚，还能减税，根本就是鼓励。这种观点还不能解释行贿工会的行为，但暗示了根源。所谓“莱茵模式”该反思了。

法国学者米歇尔·阿尔贝尔(Michel Albert)提出两大资本主义模式，英美代表的盎格鲁-萨克森模式和德国代表的莱茵模式，奉行该模式的国家多在莱茵河岸，因此得名。前者重效率，股东价值至上，后者重公平，倾向雇员利益。英国学者罗纳德·多尔(Ronald Dore)则分别将它们称为股票资本主义和福利资本主义。有段时间还叫做东京—莱茵模式，日本的奇迹变泡沫以后，就只剩下莱茵模式了。

实际上盎萨模式并非反对公平，只是对公平的理解不同，关键的区别在规则公平还是结果公平，决定了政府、企业、雇员和工会的行为模式，也包括在贿赂中的角色。

结果公平在多方面造成深远影响：阿尔贝尔坚信莱茵模式更高效，但投入和产出没有关联，即软预算约束，人们更有动力争取投入而非产出。股东价值至上体现在管理中，高管在规则之下大权在握。莱茵模式下，官僚就有更大的受贿潜力。而盎萨模式企业更热衷于拿钱砸立法机构，据统计，华盛顿特区有17500名说客活动。

股东价值至上，股东控制“结果的效率”，如果他们确信任何违规行为必将遭受严厉的惩罚，降低效率，当然会尽力避免。这样的外控特点决定了企业的内控。当然，它的前提是股东有权力。盎萨模式下发达的金融市场，在不断强化公司信息披露，增强透明度。而莱茵模式更依赖银行融资，加强政府和工会，也就削弱了股东的权力。

同理，盎萨模式企业的高管也会为了效率而追求公平，但莱茵模式企业倾向于对中层和基层放权。“结果的效率”已经大打折扣，再强化内控，企业就没法做了。越往下越是细节，外部官僚越难插手，也是规避外控的手段。莱茵模式经理人就有更大的行贿潜力。

潜力不代表现实。结果公平，意味着行贿的收益人人有份，风险却肯定自己承担。但冯必乐和柯菲德两任CEO都大力推行盎萨式的绩效，据报道冯必乐把本该2003年实现的利润指标提前到2000年实现，西门子2007年第一季度财报显示，利润较去年同期猛增49%，这就集中了两种模式的弊端：贪婪和低能。

因为两位只是CEO，不是德国总理，即使是总理，要改革莱茵模式也很难。仍然受制于外部官僚，经理人效率再高也是白忙。但加强绩效，意味着经理人不行贿，就得为官僚的牵制埋单，而行贿，受益更多地归于自己。如此威逼利诱，内控又形同虚设，也就不奇怪很多经理人铤而走险。

习惯成自然，在国外行贿屡试不爽，就忍不住在国内出手。不过行贿工会案主要还是莱茵模式使然。不可能收买一个工会的全体会员对抗另一个工会全体，实际是收买一小群工会官僚对抗另一小群。费尔德梅尔不仅丧失前程还有自由，又有什么好处？他怎么就敢冒犯社会、公正这些神圣的信念？

美国学者莱斯罗·瑟罗(Lester C。　Thurow)在＜资本主义的未来＞一书中写道：“亚洲人简直不能相信：五周休假！一个月的圣诞奖金！失业保险金相当原工资的80%！亚洲人不信的也正是这种制度不能继续的原因之一：公司能转移到远东规避所有这些福利支出。”

最后这点尤为重要。莱茵模式能在本国造出结果公平，但在国际上只能遵循规则公平。这就是为什么董事会连推两个奉行盎萨价值观的CEO上位，最终也毁了他们。2007年5月21日，西门子监事会任命罗旭德为新任全球总裁兼CEO，同时通过公布“面向2010计划”，这家德国公司试图变得“更快、更专注、更简明”。